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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宇口述:童年和家庭

(字体:      来源: 党史研究室  时间:2018-08-13)

  我过去的名字叫王元乾,1919年11月5日(阳历)出生在霍邱李集乡王庄,此地现为霍邱县临水镇张楼村。我到了革命根据地后改名王光宇。我的家乡在两省三县的边界之地,西临固始,北临阜阳,东临霍邱。用老百姓的话叫“鸡叫狗咬听三县”,是一个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地方。我们那里紧靠淮河。由于那时淮河没有堤防,水一来,我们附近地区就淹了,可以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若遇上风调雨顺的天气,老百姓的收获还有剩余,甚至富裕。可是一遇到灾害天气就困难了,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繁多,老百姓的负担很重,土地少或没有土地的农户,生活就相当困难了,他们为了生存只有外出逃荒要饭。我的祖父叫王子元,我们那个庄子很小,只有三户人家,祖父有四子一女,父亲是长子,没有文化;二叔是农民,识字不多;三叔毕业于寿县正阳关中学,是学校的高材生;四叔与我同年出生。

  祖父家是个大家庭,有200多亩地,雇了二、三个人,包括放牛的。1921年,在我约二岁时祖父去世。有关他的情况,我是从祖母、父母那里听来的。当时家有200多亩土地,分布在南庄和王庄。王庄约有100多亩地,主要是自种。南庄近百亩土地主要是出租。祖父虽然也雇人劳动,但自己是主要的劳动力,如果按阶级划分,应该划为富农或经营地主,可是祖父家土改时被划成地主,四清时地主的帽子才被拿掉,改为农民。祖父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人缘很好,在当地小有影响。一般人家遇到红白喜事、家庭不和等事情,都会请他去帮忙和解。在满清末年时,他花钱买了一个“监生”,据说“监生”相当于保甲长。过去人们对“监生”有一种嘲笑的小诗:“监生”顶戴本风流,未入皇门蠢是牛,身价至高三担稻,公名那费一灯油。祖父去世时,我们家还很有钱,在附近尼姑庵请来二十来个尼姑,为他念经,还敲锣打鼓,丧事办的很大,花了不少钱。

  我的祖母娘家姓张,没有名字,叫张氏,也不识字,嫁到王家后,与祖父感情很好。祖母虽然不识字,但聪明能干,持家有方。祖父去逝后,祖母指定我父亲当家(因为他是长子),但内里的事一切由祖母说了算,父亲只是负责带人种地。家里的大事、小事、收入、支出全都由祖母掌管,甚至过年时我们家做的各种小吃都集中在祖母那里,由祖母分给我们,吃多吃少也都由祖母决定。

  父亲叫王会亭,是家中长子,据说小时候对读书不感兴趣,宁可做工也不愿上学,读了不到十天的书,就坚决不读了,回家干农活。父亲虽然一辈子没有文化,但在我们那一带是干农活的高手,一直做到干不动为止。父亲从不求人,既使在解放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生存都存在危机时,也没有找过我们子女。父母生育了我们兄妹四人,一个弟弟、二个妹妹。

  我的母亲傅氏,没有文化,也没有名字,兄妹七八个。外婆说自己是黄河北边人,逃荒要饭时到了外公家。我有五个舅舅,大舅识字,他家里有十几口人吃饭,家庭比较大,还有个油坊和烧坊,生意做得很好,有骡子、有马。二舅是颍州师范毕业的,在家教书。三舅像我父亲,不上学,在家种地。四舅早我一年于临水集敷文,高小第一期毕业,后教书。五舅小学毕业。我爱学习想上学与我这个舅舅有很大的关系。土改时,大舅被划成了地主,由于表现比较好,没有挨过大的批斗,后来去世。五舅曾任过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但因没有太大的罪过,被抓起来了,关在普济圩农场劳教。

  我的母亲在王家是大媳妇,她掌管家务,农忙时也帮着干点农活,她性格有点好胜,不太让人。

  我是长子,也是长孙,只比四叔小个把月。小时候母亲没有奶水,我是吃祖母奶水长大的,因此倍受祖母的宠爱。听家人说,祖父对我也特别宠爱,一有时间他就抱我玩耍。五六岁时,三叔开始在家教我和四叔,及二叔的孩子以及同庄子别人家的两个孩子识字。教我们念三字经,读百家姓等。那时我们年纪小,三叔每天只教我们一个时辰左右,时间一到,他就放我们去玩。那时我们也没有什么玩的东西,只是在一起做做泥人。我们模仿做军队的人,按营、连、排,比谁做的多,做的好,从不打架,顶多拌拌嘴。

  我七岁时,我家和邻村几家合起来请了一位姓丁的老师正式教我们学习,他教了我们三年。我读过《论语》、《孟子》到《左传》,古文、唐诗也念了一部分。这时还练写大字。我读书的天赋还不错,我们天天背书,一般不论老师提问还是怎么,我都能背得出来。平时还能帮家里做一些事情。有一年,放学没事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种瓜老头,种的各种瓜果。他看我有点文化,就叫我帮他看瓜并算账,给我的报酬就是任我吃瓜,我学会算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小时候我也学会干农活,放牛、割草、栽秧、车水、锄地样样都参加干过。我小时候的这些经历,对我日后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后来我们家人口越来越多,我们生活得也很好。到1930年,三叔有了孩子,就开始闹分家,主要是分祖父留下的200多亩田地。分家时,祖母与四叔合在一起算一家,田分得多些,约50多亩。我们家人口多些,我又是长子长孙,分了近60亩地。我们家与祖母四叔家均分在老庄子王庄。田分了,大家庭就散了, 各管各自的小家了。

  分家后,我们家自然由父亲当家。过去大家庭时,逢年过节的门对都是由中学毕业的三叔来写,分家后的第一个年,我自己写了一幅门对:“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父亲看了很高兴。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很会经营,分家私塾停办了,我就在家参加劳动了。没有多长时间,父亲就搞了一个小酒坊,我也在酒坊做一些事。酒烧出后,烧出的酒分成两部分:一大部分送往集镇出售,少部分留在家里等人上门购买。送到集镇去的酒账我不管,我只负责留在家里的酒。那时到家里买酒有几种形式,一是带着粮食来换酒,比如用高粱换酒,具体几斤高粱换一斤酒现在记不清了;二是拿现钱买;三是赊账。在家里卖的形式比较灵活,有的人直接付现钱,有的人没有钱就拿高粱来换。也有的邻里,既不拿钱,也不拿东西,直接赊账。那时我10来岁,已经读了三年私垫,也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了。父亲不想让我继续读书,叫我给他卖酒、管账,我当时记的有两本账,一本是流水账,一本是总账。

  开始我家的酒坊生意很好,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到集镇上去卖的酒,每天都能赚不少钱,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有了钱,坏事就来了,父亲染上了赌博,开始他只是打打麻将,输赢还小些、慢些,后来他发展到赌牌九,牌九输赢快得很。自从父亲染上赌博后,拿回来的钱就越来越少,输了他又想把它赢回来,就加大本钱去赌,越赌就越输,越输又越赌,不断的恶性循环。我们所有的人劝他都不行,有时祖母气极了,带着我,拿着棍子到赌场抓赌,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劝阻他。半年多时间,我们家里所有的钱和値钱的东西都被父亲输光了,就这样还债台高筑,债主不断上门讨债,为了还债,我们家当掉了20多亩地。从此父亲没有了赌资,他想赌别人也不带他赌了。我们家输了钱和当地后,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原本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贫困起来。这时父亲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觉得很没有脸面,下决心改掉恶习,认真种地。俗话说“败子回头金不换”,真是这样的,父亲不赌后,专心致志地干活,他既种地里的活,又搞家里的事,起早贪晚。40多亩地对我们那时的家庭来说,虽然不能说富有,但经过父亲辛勤地耕作,我们的生活又渐渐地好了起来,总的来讲还是过得去。通过这一曲折后,父亲对我们的教育看得很重,他虽然没有文化,不会说什么道理,但始终强调一句话:“出门不要做坏事,我们是小门小户的。”就在我们家生活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1931年秋,我们家乡发生了特大洪水,我们家那里地势低凹,每年一到发大水的时候家家都在门口打坎,水小的时候打得矮些,水大了就打得高些,有的坎打到半人高。这次大水将所有的房子都冲塌了,我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水冲走,午季收的麦子除了冲走的部分外,其余的都被埋在了水里,这时我们家的生活又跌入了低谷,非常困难。我祖母娘家的住房地势比我们家高些,他们的田地虽然也淹了,但住房基本保住了,祖母娘家人用木盆将祖母接回了娘家。我们家的房子被水冲蹋了,父亲就在附近高点的地方搭起简陋的棚子,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这里。棚子的门口再拉个遮雨的顶棚,烧饭在这一边,牲畜住在另一边,可以说是人畜同住。大水刚一退,我们立即将淹埋在水里的霉变粮食拿出来凉晒,维持生计。记得那些霉变的麦子非常难吃,但是在那时能吃到就已经算是好的了,有很多人家连这个都吃不到,只有外出逃荒。为了充饥,我们到处挖野菜,经常跑到离我们家有12里路远的临水集南边大湖里,去那里挖耗子菜。如遇天下雨,我就去野地里拾地皮。整个冬、春两季,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为了重整家园,不仅认真耕作,还开始养猪。养猪有很多好处,一方面猪能卖钱,另一方面猪粪还能肥田,而且对沙浆土很有好处,特别是母猪粪能克我们那里的沙浆土。为了能够收集猪粪,我每天都要将猪赶到门前的固定场所,让它们拉屎、撒尿。经过父亲辛勤耕作的努力,加上第二年的收成还好,我们家的日子又好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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