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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平:知青岁月二三事

(字体:      来源: 党史研究室  时间:2018-08-13)

  知青的岁月虽然过去40多年,很多事件的具体时间早已记不得了,但是有些事情,却时常浮现在眼前,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运用知识

  我们知青小组共5位女生,都是合肥八中七三届高中毕业生,1974年3月由学校统一安排下放至肥西县高店公社楚岗生产队(位于现新桥国际机场西北边)的。小组的同学一致认为,我们响应毛泽东号召,满腔热忱来到广阔天地,既然是知识青年,除了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外,还应该利用所学所长,更多地发挥知识的作用。

  我们发现,生产队里的儿童大都正常上学了,但我们的同龄人却大都没有文化,还有一些大嫂们更是文盲,便提出办夜校,这个想法得到生产队的大力支持,很快解决了学员的组织、课桌的收集和晚间课堂照明的煤油灯,课堂就设在我们小组的堂屋(一进大门中间的大房子)。我们从合肥买来了夜校的课本,回八中要来了小黑板和粉笔,教员就由我们小组同学轮流执教担当。我们的学生,有我们同龄的青年男女,也有小媳妇、大嫂子,还有正在上学的中小学生。一到晚上,学生们扛来长条凳正襟危坐,队领导们高高挂起挑亮的油灯,我们一字一句地讲解、领读,学生们一笔一划地书写、复读,俨如一所正规学校的大课堂!

  我们合肥八中地处省政府大院西边,附近还有其他很多省直单位,生源大都来自省直机关,我们在校读书交流时一般说普通话或合肥普通话。记得当时的夜校课本是个小册子,课文大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的歌词。我在讲解《东方红,太阳升》这课时,有个学生就问我:“老师,甚个(什么)叫太阳?”“太阳?就是大晴天的时候,天上的那个红太阳啊!”“噢!那个是叫日斗!东方红,日斗升!”原来如此,太阳就是日斗!多年后我们知青每每聚会时,只要一谈起这个话题,大家就笑得前仰后合。

  那时候没有化肥,田里施肥主要靠塘泥、农家肥等。当时还有一种叫红花草的绿肥,选择肥田洒下红花草籽,待长满绿叶红花时砍下后洒在其他水田里沤烂作肥。当时在广播里听说长丰县有个农技站,培育了红花菌,用此培育出的红花草可以提高产量和肥效。我们向生产队积极建言,并主动拿出小组的生活费,乘火车专程去长丰县取经,学会消毒、接种、培养等技术,带回几个试管的红花菌,还买了一些做培养基的琼脂。生产队派人专门整理粉刷了一间草房,还照葫芦画瓢打了一个木质接种箱,我们精心接种、日夜值班、定时观察,全力以赴搞起了红花菌的实验。我们把好不容易培育出的红花菌伴着泥土撒到特定的田里,红花草的长势与其他田里好像区别不大。实验虽然效果不明显,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当年我们积极运用知识、主动发挥作用的精神,直到现在提起,还觉得很是自豪!

  小组家务

  知青小组在农村如何安排好家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下放的第一年,我们5人除了正常随生产队社员上工以外,每天轮流安排一个人负责小组家务。家务活可不轻松,除了要按时烧煮小组5人三顿饭以外,还要负责饲养家禽、打理菜园。

  我们养了鸡,还赶集抓了一头小黑猪。社员们虽然在院子里帮我们垒了猪圈,但这头小黑猪特别调皮好动,稍一用劲就冲倒圈门跑了出来,我们吃饭时它就围着桌边转悠,好似一条小狗围着主人撒娇求欢;稍不留神,它就冲出院门跑到田里,尽情地打滚,放肆地大吃!要知道,生产队觉得我们知青公正,把“看青”(看住庄稼,防止家禽下田。凡发现家禽下田,均要记录并扣减其主人相应的工分)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这头小黑猪不但给我们增加了很多麻烦,还多次毁坏了我们的名声!社员们经常提醒我们:下放的小猪又下田啦!小黑猪俨然成为我们的一员代表,淘气活泼,让人又恨又爱。

  那年初夏,我们从高刘集买回了10只小鹅,黄绒绒的,煞是可爱!为了把它们“养育成人”,我们真是耗尽了心血!小鹅不仅要吃麦麸和青草,更爱吃“鹅菜”。“鹅菜”是一种像莴笋叶样子的野菜,一般散长在黄豆地和菜园子里。我们不顾上工的劳累,一收工就分散到生产队的黄豆地和社员们的菜园子里,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提着筐,拨开黄豆秸秆和其他瓜菜,两眼死死盯着地下,见了“鹅菜”就扑过去,好像挖了个宝贝!以至于那一阵子,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全是“鹅菜”!

  生产队分给我们小组一块菜地,是一个周边环水的“小岛”,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周边有水便于浇园,但“小岛”地势较高,水土容易流失,上肥浇园的任务比较繁重。我们在小岛的周边间隔的挖出台阶,一到傍晚,就要挑着粪水(土)给菜地上肥,然后站在土阶上背对菜地,手持长把粪瓢舀水奋力朝身后菜园泼洒,一块菜地浇下来,挥动粪瓢的次数可达几十下,胳膊好酸啊!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站在土阶上好不容易浇完菜园爬上菜地时,感觉脚下踩了个东西,低头一看,乐坏了!“好大一只老鳖!”一只斤把重的老鳖,在我脚下一动不动,估计是爬上岸来挖窝的。我赶紧抓住鳖盖,一下子把它给翻拽了起来,带回小组给大家加了一顿美餐!

  垫鸡鹅窝的草木灰混杂着鸡鹅粪,是韭菜的最好养料;种南瓜、冬瓜等瓜菜,底肥必须上足;黄瓜、丝瓜、西红柿最好要搭个架子,便于通风生长。几分耕耘几分收获, 我们小组菜园子的蔬菜长势很好,那一年脚盆大的南瓜收获了十几个!

  小组最大的家务,还是一日三餐。当时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是土灶,为省时节草,饭菜一锅熟是家常便饭。下面煮饭,上面放一个竹木架子,蒸上两个菜,锅盖一盖,几把火烧开,再间隔地添上三把火,饭菜一锅熟。我们公社所处丘陵地带,烧饭的燃料主要依靠稻草、麦秸和棉秸秆,牛屎也是很好的燃料,不少农妇还要抽空到小路边铲巴根草,晒干打去土坷垃,作为补充燃料。好一点的稻草是舍不得做燃料的,每年秋天生产队在打麦场堆起大草垛,留作老牛过冬的“粮库”。一开始我们不知此事,每逢连续阴雨天,就到生产队大草垛去拽草,挑回来烧水煮饭,社员们颇有微词。知情后我们调整方式,尽可能在雨雪来临前备足烧草而不动用老牛饲料。当时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40年后的今天,农村普遍用起了天然气,农民为了省事省钱,把上好的秸秆就地偷偷地烧掉,浪费了能源,污染了空气,“禁烧”倒成了各级政府的一个大难题。

  风雨人家

  1975年8月的一天,接公社通知要我去县城参加知青会议。当时的交通状况极为落后,从我下放的生产队到肥西县城,要走20多里的田埂小路到官亭,乘两个多小时长途汽车至合肥,再坐一个多小时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我已经快半年没有回家了,正好顺路去合肥家中看看,就到大队部买了一小桶麻油,加上学习和生活用品,已经习惯肩挑的我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东西上路了。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闷热的天气热浪滚滚,炙热的田野暴晒无遗,我冒着酷暑在田间小道上急行,盘算着两个多小时土路行至官亭,再乘两个多小时长途汽车,到家吃晚饭,明天一早赶往肥西县城报到开会,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

  夏天的天气就是娃娃脸说变就变,一阵狂风刮来,骤然天昏地暗,紧接着天边雷声滚滚,黑色的天幕上突显出一条张牙舞爪的白色“电龙”,随着一声炸雷,肆虐地朝田野上孤行的我扑来!匆忙之中,我急中生智,跳进田埂边的小沟,缩成一团,恨不得一下钻进地缝!本身不高又缩成一团的我,凭借着低洼小沟的掩护,终于逃过一劫……

  一次次雷鸣电闪,伴随着倾盆暴雨,整个天幕就像一口倒扣的铁锅,除了闪电外一片漆黑。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整个黑暗的世界唯我蜷缩在荒野中。在雷电间隙的短暂期间,我跳出小沟快步前行,在闪电的瞬间跳入小沟或立即卧倒,躲过雷电后再继续前行,一会儿疾走,一会儿卧倒,一会儿躲藏,一会儿匍匐,我和“电龙”玩起了捉迷藏。

  好不容易,看到了一户人家,站在屋檐下的我,终于伸展身体,擦拭一身的雨水和汗水,松了口气。

  雷阵雨终于过去了,但黄昏的暮色袭来,离乘长途汽车的官亭估计还有一半的路程,继续前行势必赶夜路,且长途班车早就开走;返回生产队也要赶夜路,明天再走可能还要误会期。正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之时,一位农家大姐端着个瓦盆出来了,看着我焦急的样子,真诚地问道:“是下放的吧?”“是的,到上派(县城)开会,要赶到官亭坐车,碰上雷雨,搞晚了。”“这到官亭还远着呢,介个(今晚)是走不掉了。你介个就在我家歇一晚,麻个(明天)一早再走吧。我家劳力们(丈夫)上河堤(修水利工程)去了,就我和伢奶(奶奶)带伢(小孩)在家。”望着大姐的一片真诚,我就像汪洋大海中抓住了个救生圈,逃生的欲望使我不得不答应。

  进屋后,很快就掌灯吃晚饭了。晚饭后大姐把我安排在奶奶居住的小屋,挤在奶奶的脚边,乏困的我倒头就睡着了。

  奶奶的咳嗽声把我惊醒,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老人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加之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在这陌生环境中的小屋里,我睁大着眼睛,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早餐大姐特地为我端上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和稀饭、咸菜。要知道那个年代,农家的鸡蛋是用来换取油盐的本钱,一般是舍不得吃的。农家大姐把我当作“贵宾”盛情款待,我激动不已,出发前只是不停地对她说“谢谢”,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的心境。

  会议结束后返回生产队时,我特意绕道去了趟大姐家,送去计划经济时期难得的肥皂、白糖等凭票供应的稀有物品,聊表自己千恩万谢的心情。

  困不择床

  从下放的第二年开始,知青小组的同学就陆续开始出现回城顶替、内招返城等情况。那是冬季的一天,我们小组有位同学内招回城,办妥了相关手续后,我和另外一位同学送她到官亭。一路上,背着东西,冒着风寒,深一脚浅一脚,在乡间泥泞的小道上缓行,原本只要两个多小时20多里的路程,走了近4个小时,到官亭时已近午后。在小饭店草草吃了点便餐,送走回城的同学后,我俩又原路返回。送走回城同学的失落感,为自己未来担忧的低落情绪,伴随着冬天凛冽的寒风,一路沮丧、一路艰行。

  傍晚,好不容易回到生产队,谁知走时忘记带钥匙,开不了自家的门,小组的其他同学和社员们都上河堤了(兴修水利),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我俩急得团团转!

  看到旁边小锁子(生产队的单身汉)家的院门虚掩着,我们直接冲了进去,但堂屋的大门上了锁。我突发奇想“下门”!农村的大门,都是由木板打制两扇对开的,是靠门板的轴嵌套在门框的凹槽内旋转而开关的,为方便门板装卸以备他用,门板与门框吻合度不是太紧密。利用这个特点,我俩共同抬起两扇锁住的门板,保持平横顺时针旋转一个角度,大门整体被移开,进入后再将大门还原放好。就这样,我们顺利进入屋内。黑乎乎的家中,摆放着简陋的家具,土墩木架的床上挂着一顶黑乎乎的蚊帐,床上杂乱堆放着土布被褥。我俩将堂屋大门从里面拴上,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两个困乏至极的大姑娘竟然爬上单身汉的床上,倒头睡去……

  “哐啷、哐啷……”“将搞地(怎么搞的),门将搞(怎么)冻上的了(冻上)?”一阵阵堂屋大门被使劲摇晃的声音,夹杂着一声高一声的疑惑喊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呀!不好!他们收工回来了!”我俩懵里懵懂、慌慌张张赶快跳下床来,顾不得叠被理床,一下子把门栓拉开,堂屋门“哗”的一声全被推开,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小锁子一脸的茫然和一群围观好奇的乡亲们疑惑的眼神!我俩蓬头垢面、睡眼惺忪,经这一折腾一下子惊醒,一再解释说明,一连串的“不好意思”,换来小锁子和乡亲们一阵阵友善的笑声……好在上床前我们是和衣而卧,还算衣襟完好,而且是两个人,否则跳到黄河也说不清单身汉床上躺着两个大姑娘的奇闻异事!

  4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两个大姑娘已成为准外婆时,每每说到此事,都感到无限地怀念:怀念那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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